特区不惑之年再出发丨深圳做对了什么?创新、法治、市场——专访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 – 证券时报网微信公众号文章

从1980年到2020年,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中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大湾区核心城市。在过去的40年里,深圳为何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深圳做对了什么?就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

唐杰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1998年至2015年期间,先后担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等职务,目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长期在深圳市政府和高校工作获得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让唐杰对深圳的经济增长奇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循序渐进细数深圳转型升级道路

唐杰把深圳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0年,主要体现为以“三来一补”为特征的工业化。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纺织、机械等,行业产品以出口为主,初步形成外向型的工业发展格局。期间,深圳开始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2010年,表现为以模仿创新为代表的工业化。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逐步走向模仿创新的生产制造时代。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外品牌商大举取消订单,很多企业被迫关闭或转型,加快了产业升级的速度。

第三阶段从2010年至今,深圳进入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010年,深圳曾经面对新一轮的转型,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深圳。但立志“腾笼换鸟”的深圳,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步伐不停,持续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依靠大规模产业技术创新,展现出创新能力强、集聚水平高、创新速度快的特点,逐步缩小与国际产业技术差距。

唐杰认为,纵观40年的发展史,深圳的工业化过程是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产业逐步向上攀升又是必须的选择。在现实中,无数深圳创新创业企业的成长,也是相关产业的生产环节向深圳集聚的过程,长达40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高度细分化、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并形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因分工深化而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危机意识和创新孕育特区独有基因

过去40年,深圳的经济发展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也曾遭遇多次挫折与衰退,引发关于危机的讨论。关于“特区要不要搞”“特区不特”“深圳被谁抛弃”等议论贯穿其中。尤其在2002~2003年,《深圳,你被谁抛弃?》《少年深圳说———深圳命运忧思录》等多篇网络文章引发了深圳人热议。

唐杰认为,深圳是一座基本没有自然资源禀赋的城市,大量的流动人口以及外地移民构成了深圳独有的禀赋,也形成了特有的社会文化学特征。其中最为鲜明的,是从流动人口到移民,都对所选择的迁徙城市未来前景很敏感,这让深圳产生了其特有的渗透到骨子里的危机意识。

大量的外来人口,也让深圳迸发出极强的创新意识。唐杰认为,从全球的角度看,以移民为主体的国家或者城市,都是创新能力特别强的城市,从美国到以色列,从上海到深圳莫不如是。

除了人口因素,唐杰还认为深圳创新的基因隐藏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从早期集中改革动能,着力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把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主导,包括鼓励兴办私营企业、引进外资、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证券交易所等等,这些看似与创新没有直接关联的改革措施,后来都成为深圳走向创新的重要制度基础。市场化使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创新投入产出效率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优势,创新就会形成一种蜂聚和蜂聚扩散的现象。创新引来了更多的创新,成功的企业带动了更多企业走向成功。

以沃尔玛为例,唐杰详解了在深圳一项改革开放措施是如何引起连锁性的制度创新。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上世纪九十年初就实现了以通讯卫星为核心,对全球销售信息即时管理。在深圳乃至全国还不存在连锁商业形态时,引入沃尔玛是否会产生对中国商业的垄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沃尔玛进入深圳引起了市场轰动,也激发了学习沃尔玛全球采购体系的热情,进而沃尔玛全球采购大会在深圳举办,其后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心落户深圳。

在沃尔玛落地生根以后,深圳开始了解并规划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最终成为全球发达的物流城市。深圳银行业与沃尔玛的合作则诞生了国内最早的购物卡,开创了我国“卡”消费时代。1996年沃尔玛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沃尔玛购物广场和山姆会员商店。先是少数先行者模仿沃尔玛构建连锁超市,而后中国商业企业开始了全面规模化连锁经营,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配给型的传统商业体系。

法治深圳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1992年,深圳获得全国人大授予地方立法权。截至2020年7月1日,深圳立法369件,其中修改、修正过的法律为225件,平均8~10年就会修改或是修正,并随经济发展和立法体系变化决定法律的废止,截至目前已废止27件法律。但在正式获得全国人大授权之前,深圳围绕土地制定的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已经培育出法治深圳的萌芽。

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内举行了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土地拍卖会,轰动全国。此前,深圳于1982年开始实施《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城市土地限期使用和按年收取土地使用费。在“第一槌”拍卖活动前五个月,深圳通过了《深圳特区土地管理改革方案》,奠定了地方法规依据。随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并在1988年1月3日正式实施。4个月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有关土地转让的内容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唐杰认为,一项改革先由地方性规章予以支撑,而后上升为省级立法,并直接推动了宪法修改,为全面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让渡重大改革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在深圳人大发布的数百件法律法规当中,唐杰认为1994年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极具标杆意义。该条例确保了深圳大多数村民得以进入股份公司,实现土地转让,让村民利益可以和经济发展同步,并奠定了深圳城市化的基础。此外,唐杰还高度评价了对知识产权的系列立法保护。

早在2005年,深圳即制定了具有规章性质的《深圳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6-2010年)》,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验收,开始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2007年市政府以规范性文件方式公布了《深圳市知识产权指标体系》,制定了评价地方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的22项量化指标。当年,深圳市人大牵头成立了由10多个部门参加的《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立法起草小组,2008年通过并实施。201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知识产权保护“36条”。2019年3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在立法的保护下,深圳的知识产权规模、质量水平快速提升。据唐杰统计,衡量创新优势的专利优势系数(专利占比与GDP占比的比值)深圳为2.5,深圳单位产出中创新份额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此外,深圳既有专利具有较高市场价值。2019年,深圳专利权质押登记涉及专利1063件,平均每件专利质押金额305万元,质押金额1亿元以上有7件。截至2019年底,深圳有效发明专利138534件,维持年限5年以上发明专利所占比例超过85%。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显著,职务专利申请量占全市专利申请总量的91.2%。同时,深圳专利技术还具有国际竞争力。深圳在美欧日韩等地的发明专利公开量分别为7308件、7636件、897件和988件,以较大优势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

深圳的众多中小企业得以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下获益与成长,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华为与中兴通讯。

创新驱动深圳产业成功转型升级

到了2009年,深圳确定再次转型。深圳市政府制定实施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随后,深圳的新兴产业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年均增长20%以上,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深圳成为国内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城市,实现了新一代创新产业对传统的模仿型产业的替代。

唐杰认为,深圳经济得以成功转型升级,主要原因一是从经济转型的理念看,深圳比较早地提出了有质量的稳定增长的转型政策主张,经过多轮转型实践,深圳上上下下对走创新转型道路认识已经比较统一,行动比较自觉;二是对转型过程中如何发挥市场、企业与政府作用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以改革创新推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和成功经验。比如说,1987年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1998年深圳市颁布的《深圳市技术入股暂行规定》,使深圳有了很强的人才吸引力。再比如,深圳依国际惯例最早建立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并推出管理办法,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解决创新形成的无形资产入股问题等有很好效果,民营高科技企业也因此而蓬勃发展。

谈到创新,唐杰还言及北京对深圳的影响。北京有全国最多的科研机构,发表了最多的科研论文。早在20年前,深圳的企业家就经常前往北京的科研机构取经。统计数据显示,深圳每100个专利中就有12个是和北京的科研机构合作。正是北京的科技成果在深圳进行产业化,让创新成果可以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市场上。

民营经济发达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长期以来,民营经济被认为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基石。唐杰指出,从1980年到2016年,深圳的劳动力从15万增长到大约1000万。鲜为人知的是,1980年深圳国企员工占比高达80%以上,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员工比例甚至超过90%。深圳曾经尝试过组建大型国企,如当年的八大企业集团,但后来都破产了。从那开始,国企员工比例稳步下降,如今国企员工占全部企业员工的9%,占全社会劳动力的4.5%。深圳的国企已经转变成以公益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为原则,做好公共服务和重大产业支撑的模式。

唐杰表示,深圳的企业数量也在发生着显著变化。从1980年的830家经过10年发展到了2万家,再过10年发展到10万家。而2019年的普查数据显示,深圳活跃纳税企业已将近90万家。这些企业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集聚,锻造出今日深圳发达的民营经济。

市场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毫不作为。唐杰认为,深圳经济此前的两次转型升级,都是政府主动引导的结果。他特别提及深圳科创委的专项资金。从2011年起,深圳科创委连续5年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新一代信息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重点企业发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等方面,金额达到数十亿元。据他统计,在3年时间里,获得资助的8000家中小微企业创造的产值占全市GDP的比例从6%上升到11.5%,增速远超同期全市GDP增速。此外,深圳国资超高的资产证券化率,也让深圳市国资委可以灵活运用股权杠杆,对深圳重点发展产业进行引导。

在采访中,创新、法治、市场是唐杰提到最多的关键词,他用“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来总结深圳特区40年的成功经验。展望未来,唐杰对深圳的发展充满信心。他指出,只要充分利用好特区的立法权,进一步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性,保障企业自由选择的权利,让改革创新的精神根植下来,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将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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